证券配资软件 富人付费狙杀平民，“偏好儿童和年轻女性”

2025年底，南风窗报道了波黑战争中一段尘封的血腥历史，一万多平民死于远处射来的子弹，其中许多扣动扳机的人，竟是前来“付费体验”的欧洲富人。

意大利调查记者兼作家埃齐奥·加瓦泽尼（Ezio Gavazzeni） 对揭开这一恶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25年初，加瓦泽尼向米兰检方提交控告材料，同年11月，米兰检方正式展开调查。 2026年初，萨拉热窝市政府决定以受害方身份加入米兰的刑事程序，多方力量展开了对罪恶的调查和清算。

为什么有人会把杀人当成一种体验？这是南风窗近日和加瓦泽尼交流后，想继续追问的问题。

萨拉热窝的大部分地区在围困期间被摧毁，围困从1992年持续到1996年

1992年至1996年间，在萨拉热窝，这座被群山环绕的波黑首都处于南斯拉夫人民军与塞族共和国陆军的围困之中，穿过街道、排队取水、去市场买东西的普通人，可能瞬间就被躲在高地上的狙击手击毙。

据米兰检方正在核实的起诉材料描述，狙击手并非军人，也非雇佣兵，而是一些与极右翼圈子保持往来、对枪械、狩猎充满热情的欧洲人。他们通过中间人购买一种“服务”，被送往萨拉热窝外围的山丘。

加瓦泽尼告诉南风窗，他早在1995年便注意到这一传闻，但真正促使他正式展开调查的，是2023年导演米兰·祖帕尼奇的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在此之后，加瓦泽尼与导演建立了联系，决定开始自己的调查。

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海报

一开始，他以为要为这样一桩发生于三十年前的旧事找到“传统意义上的确凿证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随着调查展开，越来越多彼此独立、却又不断相互印证的证词开始浮现。另外，加瓦泽尼发现，1993年，意大利情报机构SISMI就已就相关现象留下档案，并登记了在萨拉热窝周边山丘发现的5名意大利人。

现在，调查仍在继续。加瓦泽尼所在团队也没有放弃独立追查。

意大利人居多

根据加瓦泽尼掌握的现有证词，意大利人在这些所谓“周末狙击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也因此，加瓦泽尼说，这件事触碰到了意大利如何记住自己，又如何把某些不愿直视的部分留在叙述之外。

长期以来，意大利形成了一套极有生命力的战后叙述：与纳粹德国相比，意大利更愿意把自己讲成较少作恶、较少残暴、总体上更具人性的一方。

历史学家Filippo Focardi 将其概括为“好意大利人，坏德国人”的神话。这种神话通过不断强调“坏德国人”的形象，意大利得以把更沉重的战争责任外推，并较快地把自己重新安放进一个较为体面的欧洲位置。

加瓦泽尼提交控告材料里的照片

意大利确实拥有反法西斯抵抗的历史，也确实在战后民主重建中找到了新的政治位置。但或许也因此，意大利对法西斯主义、殖民暴力和战争责任的公共记忆，长期带有分裂、淡化和自我宽宥的倾向。

这也使得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很容易被继续纳入“我们站在正义一边”的框架中。作为北约成员国，意大利属于西方干预的一方；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和萨拉热窝再度遭袭之后，北约对波黑塞族目标发动军事行动，这也让许多意大利人更自然地把自己放在“制止暴行”的位置上。

在与南风窗的交流中，加瓦泽尼并不否认这一层历史正当性。但问题恰恰在于，宏大的政治正当性并不会自动覆盖所有个体行为。这起案件之所以在意大利引发震动，正因为它把一些本来停留在边缘的东西，重新拖回了中心。

可这不是我们想追问的问题。记忆能够说明一件事为何未被说出，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亲自走进去；它能够解释遗忘，却仍然解释不了欲望。真正黑暗的存在，在别处。

为什么要杀人？

不过在加瓦泽尼看来，比起追究身份归属，更难回答的是这些人的动机。他们为什么要花钱去杀人？

而且，根据某一关键证人证词(目前仍不确定是否会在检察官面前作证），参与者之间还有自己的黑话，有人负责统计每个人“击中”的数量，某些目标甚至可能对应不同价码。其中，儿童的价位最高。一些人甚至会保留弹壳作为纪念品，并根据击中对象的身体部位赋予它们额外的标记。

加瓦泽尼对南风窗说，使用过这种“服务”的人，并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富人，而是来自一个更受保护的特权阶层。他们有很多钱，但不只有钱，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门路，有关系，甚至有能力“规避针对自己的调查”。

更耐人寻味的是，检方之所以后来能够重新接触到一些被调查对象，也与他们曾以某种方式谈论过这些旅行有关，甚至有人在社交场合对这一经历进行吹嘘。

于是，免于惩罚，加上金钱和权力，就成为一种自我无限膨胀的直观体现。这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权力和财富，给了他们一种站在他人之上的正当性。甚至，夺取一条生命，会让他们更为得意。

纪录片《萨拉热窝狩猎》静态照片

据加瓦泽尼说，他们最偏好的目标，是儿童和年轻女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心理扭曲程度，而这些人却自以为，“像神那样”。

要把这种东西说清，并不容易。加瓦泽尼自己也承认，这里已经接近作家难以独自解释的部分。

为此，他曾与团队中的犯罪学家Martina Radice 反复讨论这群“狙击手”的心理机制，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足够清楚的答案。他感到不安：这些人杀人，并不是为了达成某种明确目的，而是为了杀戮本身。

他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现象：我们已经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走向了一种“冷漠之恶”。

但这种“冷漠之恶”是什么？它显然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冷漠，不只是漠不关心，也不只是一时的麻木。

冷漠之恶

面对这样的“冷漠之恶”，现有研究可以解释到哪里？

人类研究犯罪已经很久了。这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它背后有一种很强的现实愿望：人们希望找到暴力和犯罪形成的机制，进而减少它们，预防它们，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加以干预。这也是现代文明对自己的一种期待。

也正因为如此，犯罪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犯罪生物学关注遗传、神经系统、激素水平和生理指标，希望从个体差异中找到更稳定的风险因素；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更常研究创伤、家庭、依恋模式、同伴影响和群体机制，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的判断和行为；

社会学和犯罪学则更多从结构层面解释贫困、歧视、社区失序和社会流动受阻，如何让某些人更容易暴露在犯罪和暴力的风险之中。

这些研究都很丰厚，但问题在于，它们往往只能解释一部分。“高/低风险因素”可以提示某些倾向，却很难在因果关系下推出具体行为。比如相似的生理条件下，有的人会犯罪，有的人不会；同样经历贫困、创伤或歧视的人，绝大多数也并不会走向犯罪。现有研究，只能提供线索、参考。

《猪猡之王》剧照

如果连“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个问题都没有被彻底说清，那么“周末狙击手”这样的案例，只会把解释的边界变得更模糊。

聚焦暴力本身的跨学科研究，或许能给予一些启发，比如道德抽离、欲求攻击、施虐倾向等，试图解释人为什么会夺去他人生命，甚至会主动靠近暴力。对一些人来说，暴力并不总只是冲动、失控，有时也可能带有吸引力，甚至奖赏意味。

这些研究能解释的，更多是暴力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合理化，但无法回答更难的问题：这种欲求从哪里来，能不能被抑制；而特权又如何让它更容易被实践、被放大。

“周末狙击手”之所以能如此令人不安，是因为这里面不只有暴力本身，还有权力。这也是为什么爱泼斯坦案能引发全世界的持久关注。

人类并非没有进步。加拿大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表示，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所有类型的暴力都呈现出显著且持续的下降趋势。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封面

可像“周末狙击手”这样的案件，以及今天仍在持续的战争、屠杀与驱逐，又不断提醒人们：整体趋势的改善，并不等于黑暗已经退场。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但上升这一前景不会自动填平眼前的深渊。这也许正是“周末狙击手”留给今天的问题。

人类或许不得不承认，对于某些暴力，尤其是那种主动追求，并且带有特权保护的暴力，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一个全面，且令人安心的答案，因此也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稳定的干预办法。

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面对这种不安，并继续追问。

本文所涉及调查已出版为《周末狙击手》（Weekend Snipers）。目前该书尚无中文版本，如有出版社或版权机构感兴趣，欢迎与编辑部联系。

首图来源于观察者网

作者 |庞海尘

编辑 |青 霆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菲菲

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